呼吁“好心人免责条款”

6月15日，四川达州65岁的蒋婆婆摔倒在地后，紧紧抓住一位9岁小朋友的手。小朋友家人表示，3位孩子是去扶老人，被诬陷。蒋婆婆则称小孩将自己撞倒。11月21日，小朋友家长以敲诈勒索为名，向派出所报案，警方已立案调查。蒋婆婆一方也声称将起诉。

在证据不足、法院未完全定罪的前提下，我们还不能对此事盖棺定论。但从现有的证据和证人来看，蒋婆婆敲诈勒索小朋友的事实似乎更加确凿一些。这也正是激起广大网友集体愤怒的原因所在——似乎又一起“彭宇案”正在发生，而这位蒋婆婆也注定能够与当年南京的豆饼老太齐名。

在“冷漠的中国人”已经严重标签化的当下，这样的事件总能让人义愤填膺。在网上，关于“坏人变老了”、“好人变少了”的评论帖子得到了无数个“顶”。与此同时，蒋婆婆也招来了无数骂名，想必在现实生活中，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只能希望当地警方能够以事实为依据，还原事情真相，并对那个敲诈勒索或者是诽谤者进行定罪，以正视听。

但是，在笔者看来，面对这样的复杂案例，我们更应该着力于在法律制度的根源上予以对好心人的“关照”。最好的办法就是，引入许多欧美国家都明确立法的“好心人免则条款”。所谓的“好心人免责条款”，基本内容是这样的：因救助他人的疏忽导致其受到伤害的情况下，得以免责。在某种意义上讲，这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避免好心人被坏人讹上的尴尬。

而且，我们个别地方已经有对此法律条款的“拿来主义”运用。今年7月份，深圳经济特区《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》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，这是全国首个针对保护救助人的专门立法，并已于今年8月1日开始实施，目的就是要为“活雷锋”撑起一把保护伞，保护救助人的合法权益，弘扬社会正气。虽然深圳这部法律只有七八百字，是一部典型的“小法律”，对于整个社会的公德回归而言去有着不可估量的“大意义”。

保护施救者的权利不受伤害，是唤回公德的前提。公德的回归，自然不只是简单的道德问题，还与司法公正紧密相关。比起道德评判，一个能保证好人不受伤害的法律制度，更加可靠。对于其他地方政府而言，如何避免施救者被讹，如何最大限度地消除施救者的后顾之忧，显然是需要立法解决的急迫问题。

儿童扶老人被敲诈一案，再次提出了引入“好心人免责条款”的命题——我们要做的，不是单方面的批评蒋婆婆，而是要建立一个不让敲诈者有机可乘的法律制度。道德和法律并非完全绝缘，法律制度的建立，必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道德秩序的建立。只有法律制度保护那些应受保护的好心人，惩治那些应该受到惩治的人，社会的价值秩序才会回归正常。